（原标题：田轩：诺奖的经济学研究新启示）

2022年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布。由于对于银行和金融危机领域研究的贡献，Ben S. Bernanke（本·S·伯南克），Douglas W. Diamond（道格拉斯·W·戴蒙德），Philip H. Dybvig（菲利普·H·戴布维格）三位学者获奖。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、金融学讲席教授田轩近日撰文梳理诺奖经济学研究的新启示。

Ben S. Bernanke：行动的力量

本·S·伯南克，不用多说，多数人都很熟悉了。前美联储主席，自2002年进入美联储成为理事至2014年以美联储主席的身份离任，伯南克也因经历了最真实的经济环境的起伏和政策影响。而回顾他的职业生涯，却是与学术研究密不可分的，他的研究对真实的经济实践也具备理论指导性意义。伯南克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宏观经济领域。攻读博士学位期间，他实际上就一直在致力于进行经济萧条与货币政策的研究工作，此后数年里一直在探索经济萧条的根本原因，以应对经济冲击的货币政策手段以及金融环境对经济周期的影响。

在货币主义学派的主要观点的基础上，伯南克对于经济萧条的根本原因给出了突破性解释，深刻揭示了经济萧条中金融因素起到的不可忽视的作用。在充分揭示了经济萧条的本质之后，伯南克又提出了“金融加速器”的理念，并对现实中的金融市场环境进行了剖析，提出金融市场的不完美性在经济萧条期会进一步恶化外部冲击效应，并使得经济衰退周期延长，银行的挤兑便是一个决定性因素。基于理论研究，他后来与合作者在一篇展望格林斯潘之后美联储政策的评论文章中，提出需要设定通货膨胀的量化控制指标，对于货币政策的执行者也非常具有指导意义。

对于伯南克的获奖，我本人最大的感受是：经济学研究的价值导向，越来越脱离纯粹象牙塔内的自娱自乐，而更倾向于对现实世界的关注和理解。特别是从近年来诺奖趋势来看，是否能够帮助世界建立经济学洞见、推动人们用经济学思维解决经济领域以外的问题，成为判断经济学研究是否有价值的新标准。

Douglas W. Diamond & Philip H. Dybvig：风格迥异的学术CP

道格拉斯·W·戴蒙德和菲利普·H·戴布维格两位学者，主要聚焦于金融中介（主要是银行体系）的研究。他们最著名的学术贡献，是共同创造了经典的银行挤兑模型（D-D模型）。

他们两人在1983年合著发表于国际顶级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(JPE)的一篇论文中，提出的银行挤兑模型将存款人划分为三种类型，通过储蓄、消费、投资等行为，与银行建立起了一种风险共担、收益共享的契约关系。在面对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突发外部冲击时，可能会引发存款人大规模的现金提取行为。此时，作为金融中介的银行体系将面临巨大的挤兑风险。若不加以干预，银行体系崩溃可能会加剧风险的传递，从而带来巨大的金融海啸。

为应对这一风险，戴蒙德和戴布维格提出，银行需以信用中介的形式存在，建立科学的信用评估机制，保证银行信贷的质量。同时，国家可建立银行存款保险制度，以政府发起的形式充当银行体系最后贷款人的角色，同时也为储蓄者提供信心和最后的保障。并且，恰恰是因为存款保险的存在，其反而（在理论上）永远都不会被使用。

实践也表明，戴蒙德和戴布维格对于存款保险制度重要性的阐述是正确的，美国、欧洲等国通过建立银行存款保险制度，在应对经济危机的过程中，确实起到了避免挤兑导致银行破产以及平抑金融风险的作用。

最关键的是，戴蒙德和戴布维格提出的D-D模型非常简洁、干净和优雅，完全没有炫技式的数学和故作高深的推理，但却有着非常直观的经济学直觉和深刻的经济学洞见。

我在美国学习和工作期间，曾与戴蒙德和戴布维格有一些接触和交流。

戴蒙德是一位非常绅士的学者，性格沉稳、具有风度。虽然成名已久，但还十分活跃，经常在各种学术会议上能看到他的身影。

关于戴蒙德，学术圈还有一个流传很久但未经证实的段子：戴蒙德早期的文章投稿从来没有被拒稿过。这对于经常被拒稿率高达95%的国际顶级经济学和金融学期刊“伤害”的科研人员来说，简直是不可思议的。

与自带学霸体质的戴蒙德不同，另一位获奖者戴布维格则非常有个性，甚至有些老顽童的气质。戴布维格是一位资深音乐爱好者，会组织自己的乐队。此外，他还是一位“中国通”，近十几年来，和国内学术界交流非常多。疫情前的每年暑假，他都会在中国度过。

我每次看到戴布维格时，他都是身着一身唐装，留着辫子。他喜欢秀中文，虽然有的时候不太容易听明白他的意思。这也激发了我不断练习英语口语的学习热情。因为，戴布维格的中文时刻提醒着我，那些英语为母语的人在听我讲英文的时候是什么感受。现在回忆起来，戴布维格对于中国文化的亲近，大概与他有一位华裔太太相关。

总之，戴蒙德和戴布维格，两位性格和风格迥异的学者，在学术上却碰撞出了足以记入史册的火花，的确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。

对于后来者的启发：做有品味的经济学研究

总的来说，今年三位诺奖学者在上世纪80年代的研究，为后续学者在现代银行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，同时也为世人应对经济危机提供了科学的实践依据。在当今全球经济进入衰退期的背景下，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他们，确实是实至名归。

对于很多学术新人来说，诺奖大佬的研究成就或许是遥不可及的，但对于他们成就背后研究规律的把握，却是我们值得总结和效仿的。

对于很多处于初级阶段的学者来说，很容易将经济学研究的好坏与技术手段运用的玄妙等同起来。数学、计量、编程......似乎以眩目的技术证实了因果关系，就能在研究领域封号斗罗、一举成名。

反观近年来的诺奖，获奖的研究都是清新脱俗、“化繁为简”的研究。它们着眼于务实的意义建构，不是为了发表而在浩如烟海的学术文献中硬找“missing links”，而是立足实践寻找有价值有意义的“真问题”。

而要达到诺奖大佬般对于学术研究“无为却有为”的境界，研究过程中对于价值的判断是很重要的方面。关于这一点，我有一个小小的判断建议：进入了学术圈子足够久、了解足够多之后，当你回首看自己的研究成果，如果你仍然能够自信地说：“我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”。那么恭喜你，找到了学术“价值”的门把手。

以爆发力和技巧取胜的短跑，如果拥有惊人的速度，的确令人羡慕。但是，在当下这个不确定性极大的时代，我们应该更多关注于如何才能跑得更久、跑得更长、跑得更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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